在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马铃薯等均来自域外；在主要油料作物中，芝麻、油菜籽、花生、向日葵等也来自域外；以香辣闻名的川湘菜系所用的辣椒等来自美洲。这些域外作物的传入大多经由丝绸之路，对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远古至秦代。中外农业交流从远古时期就已开始，内容以农业物种的交换为主。此期传入我国的作物有大麦、小麦、、蒟蒻、蔓菁、甘蔗等，其中小麦的引进产生了最大影响。

  两汉至南北朝。两汉是中外农业交流的第一个高潮。入华物种尤以西汉武帝时期最为集中。传入的主要作物有葡萄、苜蓿、石榴、榅桲、胡桃、大蒜、黄瓜、胡麻、蚕豆、豌豆、豇豆、芫荽、芹菜、菠萝蜜、茉莉花、素馨花、迷迭香、高粱、绿豆、茴香、莴苣等。同时，大批中亚良马开始引入我国，乌孙、大宛等地所产天马是典型代表。中国的穿井开渠技术在汉代传入中亚和印度。

  隋唐至宋元。唐宋是中外农业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更多的域外作物传入我国，如菠菜、巴旦木、蓖麻、郁金香、月桂、芦荟、鸡冠花、水仙、椰枣、油橄榄、胡椒、无花果、阿月浑子、孜然、莳萝、西瓜、胡萝卜，等等。隋唐两朝尤为注重域外良马的引进，这也促使古代中国的养马业在唐代达到巅峰。中国茶在唐代开始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

  明至晚清以前。大量原产美洲的作物引种与传播是这一时期中外农业交流的显著特点。主要有甘薯、玉米、烟草、马铃薯、豆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笋瓜、番茄、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番木瓜、荷包豆、仙人掌、鸡蛋果、木薯等。

  明代以前，丝绸之路农业交流以陆路为主，海路为辅，传入的作物多是果树和蔬菜；明清两代农业交流则以海路为主、陆路为辅，传入的多是高产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缓解人地矛盾，满足日渐增长的粮食需求。春秋时期小麦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五谷”之一，隋唐以后逐渐取代传统小米的主粮地位，形成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陆续传入，它们普遍具有高产、耐旱、耐瘠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趋加剧的人地矛盾。近代以来，尽管南稻北粟的基本格局没改变，但二者在整个粮食生产体系中的比重均略有下降。相较之下，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都有相当快速的增长。从明中期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数百年间人口数量增加了9倍，而同期耕地面积只增加了4倍。解决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除了轮作复种指数和农业集约经营水平提升的功劳，美洲高产作物的引种推广亦作出了重要贡献。

  强化男耕女织模式，满足中国人衣着需求。宋代以前，中国人衣着以葛、麻、丝为主，丝为富人衣冠，而葛、麻则为平民衣料。原产印度的亚洲棉在宋代得到快速推广，逐渐取代而成为当时衣被主要的组成原材料。19世纪末，产量更高、品质更佳的美洲陆地棉传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对原来的亚洲棉造成巨大冲击。美洲陆地棉大规模传播是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重要动力。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很多域外经济作物传入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商品生产特点。无论是早期陆路传入的葡萄、黄瓜、西瓜等果蔬，还是明清海路传入的花生、烟草、美棉等经济作物，它们的市场行情报价远高于粮食作物，能够为农民增加收入。

  增加饲料作物种类，带动畜牧业发展。优质饲料作物的引种推广对我国古代畜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例如汉代引进苜蓿，明清引进番薯、玉米、南瓜等。发展畜牧业的瓶颈问题之一就是优质饲料的供给，而玉米是发展畜禽养殖业理想的精饲料。用于畜牧生产的配合饲料中50%～70%以玉米为基料，中国生产的玉米70%以上用作饲料，这也是玉米取代水稻和小麦成为中国第一大作物的重要原因。

  丰富副食种类，增添营养和饮食趣味。据《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的统计，汉代栽培蔬菜有21种；魏晋时期《齐民要术》中增加到35种；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进一步增至176种。在这一过程中，域外果蔬作物的引进起到关键作用。

  增加油料种类，丰富食用油品味。汉代之前，动物油脂是主要的食用油。胡麻引进后，因为含油量高，很快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汉末至魏晋时期，胡麻是榨取植物油的主要作物。宋元之交，越冬型油菜传入，菜籽油被广泛食用。明清时期，花生、向日葵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为油料生产带来了新型原料。花生很快发展成为第二大油料作物，向日葵目前也成为中国五大油料作物之一。

  拓展土地利用时空，提高农业集约经营水平。外来作物的引种推广提升了中国传统农业的集约程度和经营水平。北宋引进的占城稻具有耐旱、早熟的特点，对其后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美洲作物的推广使以前不能利用的荒山、滩涂得以开发，充分拓展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增加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和产量，并且丰富了农业耕作制度的内容，使得传统轮作复种、间作套种高度发展，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中外农业交流远远早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至少持续了5000年以上。丝路农业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丝路农业交流不仅丰富了国人的饮食营养和衣料供给，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系统，不仅表现在南方农业与北方农业的交融、汉民族农业和少数民族农业的交融，也包括中国农业与域外农业的交融，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交汇中华农业文明体系的三大支柱。也正是因为这一多元交汇农业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华民族能够因地制宜展开丰富多彩的农事活动，顽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留存至今的文明。中国传统农业包含了先人千百年来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探索，他们视“天、地、人、稼”为一个相伴相依、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任情反道”，则劳而无获。

  海纳百川始能成其大。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吸收和借鉴各地区、各民族和各个国家优秀成果的重要性，善于将外来文化与具体国情结合，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利用，使之成为中华民间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智慧与方法，对今天中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亦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者：王思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农业交流研究”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钟山首席教授、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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