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0日，主持“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由、周恩来、陈云、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给、周恩来、陈云、、彭真并“三北”会议写了一封信谈平均主义，号召大家亲身到农村去调查情况。信中说：一些领导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亲赴老家上海青浦县，开展调查。这是他解放后的第四次到青浦农村调查。

  出发前，他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长期从事工会的老战友陆铨3人，加上与他长期联系的两个青浦农民组成先遣队，先去青浦县小蒸公社、观音堂公社摸底。

  先遣队于6月19日抵达小蒸。经过摸底后研究决定，这次主要调查种双季稻、公私养猪等农民最有意见的问题。

  一星期后，陈云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同上海市委负责人交谈后，坐火车到青浦县石湖荡公社下车。随后，陈云从这里坐上小船，前往小蒸。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湖荡中的一个个小村庄，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是一片荒凉，村庄孤零零地散落在湖荡中。看到家乡情况，陈云心里很不好受。他说，原来这里都是茂密的竹林包着村庄，远处看都看不见，公社化竹林都归公了，树木也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农民的竹林作用是很大的，这里的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不能离开竹子，还可以制成竹器到市场上换钱用，农民从来不花钱到市场买竹扁担、竹筐用，现在也只好花钱买了。

  小船缓缓前行，一路上陪同的小蒸公社党委两位副书记一个摇橹，一个撑篙，并一边汇报小蒸公社的生产情况。船行一个半小时，陈云初步了解了小蒸公社的基本情况。

  6月27日，陈云到小蒸后，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家里，做了15天的调查。期间，他拒绝给自己特殊照顾，伙食十分简单，每顿饭只有两小碟菜，没有鱼肉，他不吃零食，更不抽烟渴酒。

  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肉蛋供应非常紧张，日用品非常缺乏，商店的东西多是陈列品，有样无货。陈云临去前特地叮嘱工作人员，到小蒸后不许在当地买任何东西，他们如果在那里买，当地群众的供应就更少了；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曾参与调查的陆恺悌回忆说：“我们工作组共10人，因处在3年困难时期，粮油票证由工作组自带。”

  那时，陈云身体并不很好，心脏有病，体质瘦弱，医生劝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到小蒸后，他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在小蒸，陈云用了几个下午听公社党委汇报，又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每天上午，陈云都深入农民家里，跟农民谈话，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并参观了公社的工厂、商店和仓库。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党既有赞扬，也有批评。陈云格外的注意听批评的意见。

  农村那时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比较狭窄，而且有时还会遇到水沟需要跨越，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从小蒸公社到各个自然村，来回要步行六七里路，有些大队更远一些，隔着河，要靠渡船摆渡才能过去。陈云的上班时间每天很长，对于一个心脏有病的人来说已是超负荷运行。

  由于组织人民公社，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食堂缺少粮食，结果一天3顿饭，顿顿喝稀粥。调查组到一个大队去参观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这话很尖刻，但确是事实。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在公社里，可以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觉得很有意思，他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看陈云比较和蔼，就说了句实话：“这么搓下来的麦子，攒起来还有1斗哩！”

  陈云分析说，这是生产队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借着给社员分草，就把麦子分给社员了，这些粮又可以不算在社员分的口粮之内。

  联系到当时的高征购、反瞒产，陈云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农民总是有办法对付的，还不如不拿；应该告诉各个地方，今后不能再搞反瞒产了。

  那时，中央虽然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些自留地。但各地方执行的时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这样。在小蒸，合作化以后，还给社员留了700亩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一声令下，自留地统统归公。郑州会议后纠“左”，1959年春天又分给农民300亩自留地。可是春天刚分下去，庐山会议后风向变了，反右倾，于是当年秋天自留地又收归公有。田边地头农民开的一些小块地，当地叫作“十边地”，搞公共食堂的时候，也收去当了菜地。就这么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农民当猴耍，把农民搞怕了。

  陈云对自留地问题很关心。他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自留地不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少的地，生产队只按计划生产的那几种作物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社员的各种需要的。”他感叹：“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开专题会讨论自留地的时候，来开会的社队干部虽然也认为有必要给农民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又有顾虑，有人讲，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也有人担心，农民有了自留地，到时候只关心自留地，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会影响队上的生产。

  在陈云主持下，经过讨论，干部逐渐统一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产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些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绝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小蒸地势低洼，人均耕地少，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是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后非得让种双季稻不可，虽说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陈云找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算上因种双季稻给秧田造成的减产，算上每亩多用的种子，算上不能种夏熟作物损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270斤粮食，还不能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麦与水稻差价带来的收入损失。

  那时农民明明连饭也吃不饱，干活都没有力气，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要弯腰劳动16个小时之后，这样插秧进度很慢。后来，公社决定包插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插秧勉强完成了。

  陈云在田头看到，水稻田里的禾苗有的碧绿，有的却是还没有转青的黄秧。有老农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么样才可以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加强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深思，回来时路过上海，听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消息，他请薛暮桥同周太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粮年度安排。

  陈云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做了解释，有的还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在几次座谈会讲话时，都先说这么几句：“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有饭吃，犯了错误，对不起老乡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意思也给各位老乡讲一讲。”他还曾风趣地问大家：“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说：“你是好人。”他接着说：“我虽然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为了让农民敢讲话，陈云注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付给误工补助，误工合多少粮食也同等付给，以免影响生产队的分配。

  对调查组查出的一个作风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干部，陈云当即支持做出处理。

  多少年来，对于农民来说，养猪等于是开了一个活的“家庭银行”，农民的大宗费用、年节开支，都指望养猪卖钱来解决。“”期间，“左”眼病大发作，农民私人养几头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

  陈云对农村养猪的事情非常关心。1960年夏，陈云曾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座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陈云对养猪问题了解得很细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外，到何时该喂啥东西，长架子时该喂什么，架子长起来后育肥该喂啥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共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时，精饲料只好用粮食，私养时每家每户有泔水，有剩饭剩菜，只是到架子长成要催肥时需要一些粮食。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私养花多少，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私养只要大人小孩从地里捎带一点就够了，大规模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烧煤。从用工来看，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干，私养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带就干了。私人养猪可积肥料，卖给集体能增加多少工分。陈云对这样一些问题都作了调查，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1961年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个尾巴。当时上海市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但产苗猪大幅度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细心照顾，产苗猪少，猪苗死亡也较多。

  在小蒸，陈云调查很仔细，开专题会，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公社有15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10个，陈云亲自视察了两个。经过调查后，陈云讲不准私养母猪，就解决不了猪苗的供应。

  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责任心不强，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就没有人管。在大大的猪棚下，猪圈卫生极差，里面只薄薄地铺了稀稀拉拉的一点稻草，湿漉漉的，猪滚得遍体泥桨。陈云生气地说：“从来就没见过这样养母猪的地方，这样的猪场能增产猪仔吗？”

  接着，他又向养猪有经验的农民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他们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猪苗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很细心，也很有耐心，注意猪何时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怀孕了注意保胎，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都长得比较均匀。猪圈保持清洁，夏天割青草垫猪圈，冬天往里垫些干草，保持冬暖夏凉。这样农民私养猪养得好，又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鲜明对比。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那个老农回答：“还不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一条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猪苗，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划去抢捞水浮莲作为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特别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就闲起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啊！”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要说明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卖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许多渔民下午划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少数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这个情况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他亲自找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搁置起来。

  陈云叹了一口气对周太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来才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样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批发环节才能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样的一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7月，天气闷热。每次顶着烈日步行六七里路去村子里考察，回来时总是汗湿衣衫。晚上，蚊子一片嗡嗡声到处撞人，要不停地用芭蕉扇驱赶。这没有让陈云在调查中畏缩，相反他更坚定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信心。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作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天气特征情况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的最终结果向做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3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季交换了意见。

  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整个调查，陈云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勤俭朴素、实事求是的风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高贵品质，在老百姓中传为佳话。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不断探索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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