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看，生猪价格波动以产业内在供需为主导，养殖的可变成本可作为猪价底部的支撑信号。此外，外部突发事件，比如极端恶劣天气、严重的传染疫病、国家调控政策等，也常对猪价造成强烈影响。

  其一，产业规模化和行业集中度的影响。我国生猪养殖呈现典型的蛛网模型，散养户依据市场价格快进快出，猪价变化带来的生猪产量的波动幅度大于需求波动幅度，进而造成供需错位，是形成猪周期的主要原因。

  在非洲猪瘟的刺激下，生猪规模化养殖有望加速推进，行业饲养水平和养殖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的生猪供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猪价的周期性波动。尽管猪周期是由供需错位触发的，但其核心仍是由猪的生长周期决定的。当规模化养殖步入深水期，季节性需求导致的小周期性波动开始取代供需失衡导致的大周期性波动，常规的周期性变化逐渐模糊，由疫病等外部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非常规周期将成为猪周期的核心变量。

  其二，养殖成本的影响。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中，价格底部由可变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决定。对于养殖场来说，只要价格还在可变成本之上，就不会停止生产。当猪价下跌至散养户的可变成本以下，大量散户就开始退出市场，当猪价进一步下跌至规模养殖场的可变成本以下，就意味着整个行业都处于现金流断裂的亏损状态。为了阻止供给的进一步收缩，市场行情报价将维持在成本线附近。

  其中，仔猪出生成本=母猪产能折旧/PSY，可变成本=饲料成本+防疫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

  饲料成本方面，按照商品猪不同生长阶段的增重速度及料肉比，计算出各阶段所需饲料用量，约900元；防疫成本方面，根据商品育肥猪所需接种疫苗及驱虫药单价和防疫所需剂量，计算出头均成本约56元；水、电、煤成本约15元。人工成本方面，规模养殖与家庭养殖差异较大。规模养殖场自动化程度高，平均一个饲养员可以同时育肥500—1000头商品猪，按照月薪4000元计算，头均人工成本仅48元。家庭养殖需要考虑到维持家庭生活支出的费用和雇佣工人的费用，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约为2880元，再加上衣着和住房支出，夫妻二人年内基本消费性支出约11300元，另外每养100头猪还需要雇佣一名工人，最终家庭养殖的头均人工成本约2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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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我国规模养殖的可变成本大概在1019元/头，合9.3元/公斤，家庭养殖的可变成本约1206元/头，合10.9元/公斤。

  其三，国家政策的影响。2015年起，出于优化生猪产业布局、保护南方水网的目的，农业农村部对生猪生产进行全国性区域分类规划，促使产能从南向北转移。然而，个别地方生硬、僵化地理解国家环保政策，甚至采取“无猪市”“无猪县”这种简单粗暴的措施。受养殖周期约束，生猪产能增长本身就较为缓慢，非洲猪瘟疫情与环保风暴的时间窗口重合导致“南猪”产能下降的速度远大于“北养”产能增长的速度，生猪产销区供需急速失衡。

  2019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支持农户养猪，目标是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恢复到接近常年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其中提到，各省都要保有一定规模的养殖量，区域内大致做到供需平衡，特别是南方及大中城市周边地区，要确保一定的自给力，未来我国生猪区域产能分布将更趋平衡。

  能繁母猪补栏(约324天)：祖代种猪配种后，经过114天的妊娠，产下后备母猪，而后备母猪在6—8月龄初次配种，成为能繁母猪。

  商品猪补栏(约183天)：能繁母猪产下仔猪后，经过28天哺乳、35天保育、4个月生长育肥，出栏流入市场。

  因此，能繁母猪存栏量是生猪市场的核心产能，从根本上决定了未来6个月生猪供给的整体规模。2020年上半年，生猪出栏2.5亿头，较2019年仍然下降20%，对应去年5—8月母猪存栏的低点，而6月起，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首次出现同比和环比双增，母猪产能稳步恢复，预计年底到2021年一季度，商品猪产能大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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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Y(Market pigs/Sow/Year)是每头母猪每年能够出栏的商品猪头数，它决定了猪场扩张的效率。我国生猪养殖的MSY伴随养殖技术的发展逐年提高，但受限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一般只能根据年末生猪出栏量/6—8个月前能繁母猪平均存栏量进行估算。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母猪配种率、窝产水平结构等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预计猪瘟暴发前，产业平均MSY在2018年已经达到20.3。

  2019年受非洲猪瘟影响，大量养猪场直接将三元育肥母猪留作种用，能繁母猪产能在高补高淘中缓慢恢复。三元母猪的杜洛克血统导致其容易肥胖，进而引起长时期不发情或发情不明显、不易配种、配种后也不易受孕、生产后容易压死仔猪，严重影响养殖效率，限制商品猪产能规模。不过，由于二元扩繁效率远大于三元，三元逐步被淘汰是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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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猪的出栏数量和出栏均重直接决定短期内流入市场的猪胴体数量。生猪的出栏量存在比较明显的季节性规律。夏季高温天气，母猪易乏情、配种率低，以至于冬天出生的仔猪数量偏少，进而导致二季度商品猪出栏量为全年最低水平，随后逐渐增加，并在四季度达到高峰。具体数据上，可以将农业农村部每月发布的定点屠宰数据作为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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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的出栏体重常常受养殖户压栏行为的影响。如果预期未来猪价上涨，那么养殖户倾向于压栏惜售，且压栏的程度取决于压栏成本。通常，外三元猪体重超过110公斤后，生长速度趋缓，甚至停滞，料肉比迅速提高。另外，生猪体重越大，肥膘比例越高，销售品质越差，屠宰场会对超重猪压价。一旦养殖户普遍过度压栏，形成养大猪局面，就会对远期猪肉供给造成压力。

  生猪的出栏体重也呈季节性规律。一般在春节前，出栏体重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这时屠宰场几乎不会压价收购。夏季高温导致生猪疫病频发，加上6—8月为猪肉消费淡季，这期间养殖户大概率加快出栏节奏，从而导致出栏体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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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以来，养殖户倾向于提高商品猪出栏均重，以扩大销售利润，部分弥补了出栏数量下降的损失。9月以来，天气转凉，大肥猪需求增加，四季度出栏体重有望维持高位。

  我国的活猪进口以种猪引进为主，数量上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但由于进口检疫程序复杂且成本高昂，直接进口猪肉成为短期内增加供给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国猪肉年进口量不足50万吨，进口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2015年以后，随着国内猪肉供给缺口的扩大，进口热情升温。今年1—7月，国内累计进口猪肉及猪杂碎338万吨，同比增长98.2%，其中猪肉进口量为255.3万吨，同比增长155.07%。

  全球猪肉贸易量有限，但2019年除我国外，越南、韩国、缅甸、菲律宾等猪肉消费国也暴发了非洲猪瘟，亚洲各国进口竞争加剧。在产能紧缺时期，进口对平抑超高猪价产生了良好效果，但长期是否能扭转趋势有待观察。

  我国的生猪生产以猪粮比(生猪和玉米价格比)作为预警指标，猪粮比在5.5—8.5之间为安全区域。当猪粮比持续低于4.5时，中央带领地方展开收储；当猪粮比价跌破4.5时，国家发改委牵头扩张储备规模；若猪粮比持续低于4.5，并出现养殖户过度宰杀母猪的情况，则开启母猪补贴。同样的，当猪粮比超过9时，中央带领地方展开抛储，进一步上涨，超过9.5时，将进一步扩大抛储规模，并研究其他调控策略。

  2019年9月开始，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市场，年内累计投放7次，共17万吨。2020年1月至今，累计投放35次，共60万吨。不过，猪肉作为一种生鲜品，不能像白糖、棉花等其他农产品一样长期保存，这注定了储备规模很难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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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与防疫是生猪养殖的上游，决定了生猪养殖的成本和效益。一般情况下，标准化规模养猪场防疫成本不超过养殖总成本的2%，而饲料成本占比达到60%。不过，非洲猪瘟发生以来，规模养殖场普遍加强消杀工作、提高生物安全防护水平，防疫成本随之增加。

  根据加工程度的不同，饲料分为预混料、浓缩料和全价料。预混料=维生素+矿物质+载体，浓缩料=预混料+蛋白质饲料，全价料=预混料+蛋白质饲料+能量饲料。预混料与浓缩料都是半成品饲料，不能单独饲喂动物，只有全价料才是配合饲料的最终产品，能够直接使用。根据营养学特性，饲料又可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粗饲料、青绿饲料等八大类。以玉米为代表的能量饲料和以豆粕为代表的蛋白质饲料用量最大，二者价格的波动决定着养殖成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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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玉米临储拍卖结束，累计成交5550万吨。临储库存拍卖完毕，15次拍卖均为高溢价成交。大豆种植补贴力度远大于玉米，每亩在200元以上，农民选择轮作，还可以获得额外补贴150元/亩，故2020年东北主产区玉米种植面积较2019年明显下降。加之陆续遭遇冷空气以及台风“巴威”、“美莎克”和“海神”，部分农田出现内涝、作物倒伏甚至折损现象，局地灾情严重。一方面，倒伏导致玉米籽粒容重降低、霉变风险提高，优质玉米比例下降；另一方面，大面积倒伏增大玉米收割难度，收割用时延长，新粮上市延迟。利多因素强化了农户和贸易商的看涨心理，虽然部分农户满意当前价格，但持有“卖跌不卖涨”的想法，现在玉米市场处于有价无市状态。玉米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且近期一直窄幅徘徊，预计11月中旬开始，新季玉米就要集中上市，对期货价格起到平抑作用，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

  三季度以来，进口大豆大量到港，油厂压榨量连创新高，短期豆粕供给充足。根据cofeed的数据，截至10月30日当周，因部分油厂停机检修或豆粕胀库停机，整体开机率为59.79%，较前一周下降3.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沿海油厂周度压榨量为209.34万吨，环比下降4.72%。不过，未来两周，压榨量预计逐步回升。下游豆粕提货积极，但库存绝对值高于历史同期水平，短期内豆粕价格预计在3100元/吨一线振荡，而远期受生猪存栏周期性增长的拉动，加之拉尼娜天气激发外盘反弹潜力，上方存在较大想象空间。

  作为连接养殖和消费的纽带，屠宰场具有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在猪价下行阶段，养殖户急于出栏，往往是屠宰场低价收购生猪的好时机，不少屠宰场除了国家分配的储备任务外，还会趁机储备一定数量的冻肉，以备旺季出售。而在猪价上行阶段，养殖户倾向于压栏惜售，实际出栏商品猪数量下滑，屠宰场收购成本增加。此时，屠宰场就会对养殖户展开压价收购，常见的做法如拒收大猪、外形和品种不好的猪、病猪和出肉率低的猪等。

  非洲猪瘟暴发以来，猪源从散养户到规模场的转移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屠宰场的议价能力，高猪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白条肉消费需求，屠宰场开工率持续下滑。不过，2021年起，全国将逐步禁止活猪调运。按照国家规定，只有取得屠宰A证的定点屠宰企业的产品可以销往全国各地，而取得B证的小型定点屠宰场的产品，仅限于在本乡镇以下的市场销售，这意味着只有定点屠企有资格展开猪肉跨省调运，其议价话语权与开工率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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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传统的分析逻辑中，需求往往高度依赖供给变化。除非居民偏好有显著改变，否则需求端不作为分析重点。我国居民长久以来饮食习惯固化，动物蛋白来源结构稳定，猪肉占肉类消费的比重约为60%。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肉类消费量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激发了需求端重要性的提升。2020年上半年，疫情令外出就餐需求受到明显冲击，全国生猪均价最低跌至27元/公斤，累计跌幅近30%。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企业复工、学校开学，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餐饮收入环比增长10.3%，同比下跌6.1%，加速恢复至往年正常水平，生猪价格再次反弹。

  后期生猪出栏量将稳步增加，但四季度猪价并不悲观，一是三元母猪占比仍然偏高，限制了生猪产能的扩张；二是年底处于季节性消费旺季，预计猪价将在30—40元/公斤的区间内高位振荡。

  各大养殖集团上半年补栏积极，下半年又有大量规模养猪场投入建设，随着存栏结构的改善和母猪产能的扩张，2021年一季度开始，生猪产业将逐渐迈入产能释放期，届时，猪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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