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模式，‌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强调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因而突破了传统的增长方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动能和新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此，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为乡村振兴领域的前沿课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聚焦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振兴，以新质生产力来引领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就成为必然要求。为了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推动作用，本辑邀请六位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全面挖掘新质生产力理论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应用价值，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加快推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一要求与保障粮食安全息息相关。首先，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基石，而产业兴旺则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此外，生态宜居的环境无疑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非消极作用，而农民的生活富裕更应作为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目标。

  乡村振兴中粮食安全面临着转型挑战，而应对这样的转型挑战需要新质生产力，这不仅包含创新性技术而且需要配套相应的制度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粮食安全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型。以前关注怎么“吃得饱”，现在可能更关注怎么“吃得好”；以前关注“米袋子”，现在不仅是“米袋子”，还有“菜篮子”，而“菜篮子”和“米袋子”是相关的。我国食物消费总量不断攀升，同时伴随着膳食结构的一直在升级，无论从热量、蛋白质还是脂肪的维度，消费动物性食物所占比重在上升，植物性食物相应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热量在迅速上升的同时，构成热量的食物成分更多是从以前的以粮为主，到粮、肉、果、菜均衡发展。

  实际上，我国现在的粮食安全较大的压力来自饲料粮供给。饲料粮安全成为解决温饱以后要吃得好、吃得营养的新问题。而对于饲料粮供给，如果要缓解当前不断加大饲料粮进口的压力，尤其是大豆进口，就需要扩大国内产出。如何提升国内饲料粮产量，其实又回到“米袋子”的自给问题。

  我国的总播种面积基本上来说没太多提高空间，不缩减已有播种面积已经是非常好的局面。实际上，粮食和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求保住口粮，还要保住饲料粮，并且要生产果蔬、棉花、糖料等其他作物，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饲料粮的单产可提升，那么这将成为应对转型发展压力的关键所在。

  提高产量既要关注粮食的单产，也要关注生态环境是否可持续。现在遇到的问题已非常明显，我国化肥使用强度远高于世界中等水准，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也处于较高水平，这不仅不利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产量也有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的杂草研究室通过20年的研究发现农药不仅仅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农药有隐性药害。农药在杀死杂草过程中，植物也要拿出能量进行防止侵害，这将会减少自身用于果穗生长的能量，造成产量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过量的化肥农药的使用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以及后续的高产。

  原来讲多种粮，种粮是义务也是责任。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责任，但是发现种粮收益在不断下降，随着生产向粮食大省集中，“粮财倒挂”现象也让现在在制度安排上要提出来不能让种粮农民没钱赚，谁种粮谁吃亏。现在要保障粮食安全，就要让种粮农民有钱赚，要让种粮人有收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粮食安全提出的转型要求是，要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同时要让种粮市场化，有收益水平。

  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要饲料粮的单产要想有本质性的提高，首先想到种子。种子确实是新质生产力体现的关键，也就是生物技术等方面。我国饲料粮的单产明显低于全球领先水平，尤其以大豆为典型。实际上，我国粮食单产的增长率，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是处在下降的过程。

  对于种子，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从原来最基本的自然种子，到杂交技术，毫无疑问杂交技术在当时就是新质生产力。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杂交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要从几万份种质资源里面去筛选，而且杂交到稳定时间要很长。比如大豆，从杂交之后的F0代到F5代，即使利用去海南播种选育也得要4年，如果说没有海南的加代，育种时间可能得达到8年。在此基础上，转基因又提供了一种新质的创新性技术。而现在有了基因编辑，相当于让作物剔除坏的基因，把好的基因留下。虽然新质生产力现在有序前进，但也还是遇到了很大问题，比如说转基因编辑技术确实是很好，但是对增产效果也相对有限。

  我国大豆的单产为什么这么低？实际上，这不单单是种子质量的问题。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在产量的各种决定因素权重中，种子大概占40%的因素，技术到位率和立地条件分别大概占30%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有了良种还需要良作来配套。比如说我国和美国的密植差距是影响我国大豆单产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实际上，密植对种子质量、播种质量以及出苗条件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的栽种管理模式对产量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大豆的示范田亩产能达到300公斤，但是全国平均亩产也就132公斤而已。所以良作配套很重要，如果不配套的话产量会受很大的影响。另外，在整个配套技术层面，要求品种研发与栽培、农机相互配合，栽培研发需与品种、农机相契合，农机也要和品种栽培相适配。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关联。也就是说，已有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以及彼此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等都无法支撑能让优质种子充分的发挥高产效能。

  我国需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光要有创造性生产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需要有配套的体系，让新质生产力和既有的生产力发挥它最大的潜质。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更科学的组织形式、制度安排，突破性技术也会受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育种，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大约88%是由科研院所完成的，而美国的育种研发大多数来源于商业化种子公司。实际上，科研体制育种主要通过单个科研项目完成的，这些零散的项目从长久来看不利于积累，在短期内也会由于规模小而影响试验结果。因此，新质生产力也代表着更多的配套体系。

  另外一个转型在于绿色生态。绿色生态需突破性技术，若既有体系不匹配，新质生产技术便难以发挥作用。例如，南京农业大学强胜教授课题组“降草减药稻—麦连作田定量可持续控草技术”是非常好的技术，但推广受阻，急需探索推广方式及更多支持途径。这种精准控草技术可将原本“两封两杀一补”五次用药减少至两次甚至更少。如今好的技术既能降成本又能提产量，又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有望更好地推广。

  然而，当前该技术推广难题重重。地方政府推广不能仅靠号召，必须深入基层体系，而这一体系与除草剂企业、技术推广人员相关联，农机人员可能也牵涉其中，推广此技术对这些主体并无益处。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并无激励机制，这无异于自我革命。此外，对于种粮大户而言，他们租种土地仅两三年或三四年，若新技术将田地改造好，杂草基本消除，原承包人定会要求加价或收回土地，这反而会损害自身利益。无论是农业的科研推广体系还是多方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当然也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机制，这种既有体系如果不被突破，那么这个新质生产技术可能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发挥它的潜能。

  新质生产技术属于突破性技术，如果存在一些与之不配套的现有体系或架构，可采用更优的配套技术来填补这一缺口，构建技术闭环，这也是新质生产力之外应有的另一种思维。以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为例，这是项能提高粮食单产的好技术，但对农民而言，从经济收益角度看可能并非最佳模式。其最大瓶颈在于需要充足的品种空间，植保打药不能相互干扰，且收割时间不同导致机械难以运作，这些都是现有配套技术的缺陷。若这些技术缺口进一步创新，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技术闭环，那么新质生产力及原有生产技术的潜能就能充分释放。

  再比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虽好，但利用率却不高，这主要因为小农户实施成本太高。虽然可将土地规模化，但这需要一些时间，在过渡阶段怎么办？这或许可通过新质生产技术，比如运用大数据和AI算法的预测，借助机器学习，通过大尺度数据采集来提供小尺度配肥方案。也就是说，当新技术推广受现有配套、组织技术、体制机制约束时，我们大家可以用更新的技术进一步弥补缺口，形成技术闭环。

  转型发展依赖新质生产力，这既要有更高生产力的突破性技术，也要与生产关系协同发展，需建立适配新技术、能激发新动能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机制，以及助力新技术配套生效的新兴技术体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产出最大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涵盖硬技术，也涉及资源配置效率和体制机制，与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紧密相关。今后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农地制度改革、优化利益主体联系，打通束缚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乡村发现转自:《乡村治理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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